由「哲學台獨」到「哲學港獨」？（一）–––簡述廖文奎的民族主義思想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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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為止， 只知「建設民主中國」而漠視「香港本土優先」的大中華膠，依然在香港社運界大行其道，無須逐一開名。連「自治」也十分抗拒，更不要說討論「港獨」了。然而，在本土派方面，也不見得人人都很「勇武」地討論港獨問題。最少某教主已經言明「只須自治，無須港獨」，出現了龍獅旗與香港旗之爭，而少數真正討論港獨的人依然很少，亦無人真正主張港獨；說得最多「港獨」的其實只有中聯辦和港澳辦。
這不是很奇怪嗎？香港「被回歸」已經發生了十五年，一國「偽兩制」已經存在了十五年，為何香港社運界與政界主流仍放不下那種大中華民族主義呢？台灣卻恰好與香港相反；由1945年「被光復」起，到了1948年，廖文奎等人已經受夠了中國大陸政權的壓迫，由「中國民主夢」中驚醒，迅速與中國割席，主張台灣獨立。接著台獨運動不斷發展，當中右翼也有，左翼也有，最終由「極少數叛亂分子」變成今天的「多數」。
或許，研究台灣哲學家廖文奎的政治思想在四十年代發生的巨變，尋找其理性基礎，我們就能真正就港獨問題作出初步的哲學思考。
而我不知道廖文奎是誰？
廖文奎（1905~1952）是香港哲學界一個陌生的名字，儘管他曾是港大哲學系的教授。哲學上，他講實用主義；政治上，他談民族主義。兩者已經足以使勞思光老師強烈恥笑；事實上，在僅有之文獻中，我仍未發現新儒家有太多與廖氏交鋒的文章留下。然而，英年早逝的廖文奎來頭卻不少；身於台灣西螺，為客家望族，是長老會會友，在日本唸中學，在中國唸學士，在美國唸碩士和博士，通曉漢、英、法、德、日語，富有跨文化之經驗，為其政治哲學思想奠下基礎。
思想框架：社會行為主義（Social Behaviourism）
廖文奎在二十年代於芝加哥師從杜威（John Dewey，1859~1952）與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並且受後者提倡之社會行為主義影響，以「行動為分析的基本單位，以社會團體的組織行為解釋個人行為，同時藉由行動可與環境產生適應關係」1一方面，社會不斷教化自我，但另一方面，自我又能改變社會2。
廖文奎在《個人與共同體》（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一書中指出，個人的思想來自於社會環境這個「共同體」；但由於個人有自由意志，因此同時也有改變共同體的可能，而歷史就是這個人與共同體之間的互動。3
此互動建基於兩種社會行為之對立：道德行為（moral conduct）與法律規範（legality）。道德行為，即發自內心之良知（conscience）。法律規範，即來自外部之規條。若法規有違良心，而又有人順良心而逆法規，這人就是帶領人民對抗不公的先鋒者，如孫中山。4
而在面對帝國主義這惡的世界「法規」之時，與之抗衡的就是「民族主義」。廖氏認為孫中山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旨在為弱國向列強追求「民族自決」，是為「公理對抗強權」之表現。廖氏在書中以四方面展示「公理對抗強權」之形式：自覺民族主義對抗領土貪婪帝國主義，真世界主義對抗帝國主義，道德主義對抗專制主義，及文化主義對抗蒙昧主義。特別是第四個子題，廖氏提出中國傳統道德之「王道」思想，重「濟弱扶傾」，恰與帝國主義之霸道對立5。這種對於中國文化的幻想，與新儒家基本無異，也成就了廖氏早年的中國民族主義思想。
初期思想：中國民族主義
廖文奎於《人生哲學之研究》進一步指出中國文化中「王道」之優越，認為中國傳統有「群我觀念」，「不特以中華民族為規模，並以天下人類為同胞焉」，以「化合其血統及文化」的方式統一天下6。所以中國的出路是「重固有之文化以恢復民族自信」並「迎頭趕上西洋文明以充實民族力量」7。方法上，對內要「克己合群」以「實現公理」8，對外用「三民主義」以平定天下9。前者「克己」即反貪腐，以禮正名，後者「三民」即行王道，以德施政。
二戰期間，廖氏大部分時間在上海避難。1945年8月廖氏在上海成立「台灣光復同志會」（後稱台灣革新協會），11月發行《台灣月刊》，旨在協助國民政府收回台灣。他在《台灣月刊》創刊號寫道：中台人民同屬明朝遺民，但台灣長期受外族統治，身份認同上與大陸存在隔閡，故大陸當包容台灣之「特殊性」，接納其加入「大中國」10。
轉捩點：陳儀、魏道明與陳誠暴政
但光復後，在陳儀管治下，台灣人民不聊生。國民政府貪腐嚴重，操控地方選舉，司法不公，推行壟斷法，欺壓農民，以及大陸人欺負台灣人等，引起台灣人不滿11。憤慨的廖氏就分別於1946年以法文寫下“Quo Vadis Formosa?”（台灣何處去？），及1947年以英文寫成 “Imperialism Vs. Nationalism of Formosa”（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在台灣）。前者收於《比較公民訓練》1947年再版，後者登於《密勒氏評論報》（China Weekly Review）1947年1月。
在＜台灣何處去？＞一文中，廖氏提出台灣未來的三種可能性：
1.將統一義大利的薩丁尼一樣成為統一中國的基地；
2.像阿爾薩斯洛林一樣被列強瓜分；或
3.像愛爾蘭一樣獨立。12
在＜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在台灣＞，廖文奎更直斥陳儀政府為「派系帝國主義」（factional imperalism），是來搶掠和佔領台灣的。如果國民政府不按19年47中華民國憲法落實台灣自治，台灣人的中國民族主義將會變成台灣民族主義13。廖氏已暗示自己將要放棄「中國民族主義」了。
1947年1月8日，廖氏在《前鋒》雜誌於台北舉行的青年座談會上提出「台灣人的命運是可由台灣人決定的！14」二二八事件後，廖氏與胞弟向南京政府抗議，結果反被通緝。結果廖氏兄弟於1947、48年先後逃到香港，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但當時廖文奎仍未主張台獨，只在《台灣的出路》一小冊子中只提出「推翻蔣政權在台的反動政治」，建立台灣民主政府，當中國民主化後，再以公投加入「中國民主聯邦」15。直到與聯盟合作之中國民主同盟被國民政府解散後，1948年8月，解放聯盟才終於決定主張台灣獨立。
後期思想：台灣民族主義
1949年中共割據大陸，國民黨退守台灣；接著1950年韓戰爆發。兵荒馬亂之際，廖文奎仍以英文寫成請願書Formosa Speaks（台灣講話），提前聯合國托管台灣，再容許台灣人公投獨立。但是作為政治抗議的Formosa Speaks，實證性描述太多，規範性論證欠奉。
首先，廖氏由歷史角度，將台灣分成七個時期：台灣抗荷（1624~61）、台灣明鄭（1661~83）、台灣反清（1683~1895）、台灣抗日（1985~1945）、台灣反陳儀（1945~1947）、台灣反魏道明（1947~1949）及台灣反陳誠（1949~）16。在這段長期對抗外來侵略者的歷史中，台灣民族意識就形成了；這也合乎廖氏「公理對抗強權」以及「個人與共同體互動」之思想：外敵入侵，我族反抗，「我」就形成於「敵我」之對立。特別是在台灣反陳儀之後，台灣人將矛頭直指本質腐敗的國民黨政權。1949年中共建政，國民黨實際只擁有台灣與福建省的幾個小島，卻「偽裝成中國」，以「中國」的名義治台，實為中國侵略台灣。此時，台灣民族主義與中國帝國主義之對立形成，台灣獨立是唯一出路17。
其次，在地理上，他論證台灣文化受到原住民及外來入侵者之影響，與中國根本不同。必須留意的是，早在廖氏早年之作品中，他所言之「民族」乃以文化定義，而非以血緣定義；中國民族之所以為中國民族，是因其「儒家」之「王道」，而非華裔之血統。然而，廖氏在Formosa Speaks仍有一敗筆之處，就是竟然提出了「台灣民族混血論」，以原住民及中國民族之無血緣關係論證台灣的獨立性，其實與廖氏原來的文化本為民族論根本矛盾。此外，廖氏又提及當時國際政經形勢云云，但已經完全與哲學無關，故略。
由是觀之，廖氏雖由中國民族主義轉變為台灣民族主義，但其哲學核心仍不變：社會行為主義、公理對抗強權論及民族主義。至於其思想變化之因由，基本可見，如廖氏之社會行為主義所言，是由於個人與共同體之互動，良心與法規之對立變化。但這種變化是否合理，就需要另外撰文深入討論了。
主後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七日
復活期第三主日後第三天
1顏貝瑜。＜第三章：廖文奎的民族思想轉變＞，《在本土認同與普世認同之間選擇–––從廖文奎到廖光生的中國觀》。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12年11月。
2張家銘。＜George Hebert Mead＞，《當代社會思想巨擘》。葉啟政主編。正中書局。
3Liao, Wen Kwei. 1933.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Motivating Factors of Social Conduct.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pp. 1.
4Ibid. pp. 2.
5Ibid.
6廖文奎。《人生哲學之研究》。南京：大承出版社。1936年。頁83。
7同上，頁104。
8同上，頁107~111。
9同上，頁142~143。
10《台灣月刊》創刊號，1945年11月。上海：台灣革新協會。頁2。
11Liao, Joshua W.K. (18th January 1947) “Imperialism vs. Nationalism in Formosa”.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04(7), pp. 191.
12張炎憲，＜戰後初期台獨主張的探討––以廖家兄弟為例＞，《二二八學術研討會文集》，二二八民間研究小組等編，台北：編者發行，1991，頁287。
13Liao, Joshua W.K. “Imperialism vs. Nationalism in Formosa”.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pp. 193.
14吳叡人。＜祖國的辯證：廖文奎台灣民族主義思想初探＞，《思與言》，37，1999，頁84。
15張炎憲，＜戰後初期台獨主張的探討––以廖家兄弟為例＞，《二二八學術研討會文集》。頁297。
16Liao, Joshua. Formosa Speaks. Hong Kong: Formosan League for Reemancipation. 1950.
17Ibid. p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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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哲學台獨」到「哲學港獨」？（二）–––反思廖文奎的民族主義
http://doctorandrewtam.xanga.com/772899 ... %E6%B8%AF/台獨理論之父哲學家廖文奎，本來是個不折不扣的大中華膠；直到台灣光復時，仍認為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直到1948年才提出台獨理論。但是，由頭到尾，他也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由中國民族主義到台灣民族主義。
在五十年代，民族主義原是褒義詞；在廿一世紀，民族主義已成貶義詞。哲學上，我們又應當如何看待廖文奎的民族主義？當我們討論港獨之時，我們可以照用民族主義嗎？
前設：民族主義是工具
儘管廖文奎在《比較公民訓練》中將民族主義視之為孫中山之三民主義核心，一生也將民族主義放得很高，其實，民族主義從來不是廖氏的終極關懷。我們必須先理解廖文奎的哲學背景。
廖文癱接受了米德（Mead）的社會行為主義（social behaviourism）思想，認為歷史之發展就是個人與共同體之間的互動1。廖氏進一步發揮，在《個人與共同體》（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以道德行為（moral conduct）與法律規範（legality）兩種社會行為之對立描述這互動過程。前者出於個人良心，後者出於社會規則2。當規則不義之時，就需有順良心逆規則的先鋒者走出來反抗，社會才有進步之可能。在國際層面上，帝國主義的橫行就構成了一個「不義」的規則，需要人以良心抵抗，而抵抗方法就是「自決的民族主義」。
「自決的民族主義」只是為了抵抗不義的「帝國主義」，為的只是「公理對抗強權」3。或許「自決的民族主義」是唯一的手段，但它絕非「公理」本身；廖氏自己也言明孫中山之民族主義只是「公理對抗強權的生物學進路」4。我們可以設想，若無帝國主義之侵略，則作為反抗手段戈民族主義實無存在意義。問題是，民族主義又是否一個良好的工具？
民族主義的通病
戰後全球去殖民化的推動者，絕非共產主義，而是民族主義；印度的例子最明顯。但獨立後的民族國家馬上就面對「民族」問題：宗教民族主義（如印度教與伊斯蘭教之爭）、種族民族主義（非洲盧旺達的種族屠殺）、文化民族主義（如漢族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等，以「民族」之名的衝突在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不斷發生。
再者，民族主義是一個「多功能」的工具；孫中山以此達至公理對抗強權，希特拉以此達至強權對抗公理。民族主義以「民族」為國家之單位，很容易出現排擠其他民族的傾向，讓種族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有機可乘。
但在哲學上，更根本的問題是：「民族國家」的理性基礎何在？公理對抗強權為何要以民族主義作為手段？而且「民族」本身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即使廖文奎嘗些以文化定義民族，也無法為「民族」建立正當性。如果一個文化本身存在極大的不義，如性別不平等，而我仍以此文化為基礎，建立一套民族主義對抗一個不義的帝國主義，結果我只是以不義對抗不義。
出路：道德主體性
《陽光時務週刊》總編長平在53期寫道，民族主義的問題在於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之混淆，如中共將「愛黨」等同「愛國」（中華文化）。
因此，我們若要討論港獨問題，就要另找出路。台獨確實源自民族主義，但廖氏的理論存在根本的理論漏洞，而事實上，當今台獨理論已經大幅修正。由安徽小安妮因為父親是維權人士張林而被剝奪上學權利一事，台灣民進黨中央執行委員洪志坤對此事的關切5，已經反映了台獨路線的改變；我也非常期待台灣真的能夠提出《人權共識》取代可恥的《九二共識》6。的確，這是鄰國的人權問題，但人權問題是普世的問題，作為台灣人看不過眼大陸的人權問題，於是以台灣人的身份去發聲，其實反過來是進一步確立台灣人的主體性–––一種表現於道德判斷的道德主體性。
這對香港人是很大的啟示。長久以來，以學聯為首，只知中國民主而無視本土主體性問題的大中華膠，常批評本土派不理會大陸人生死，說本土派是「自能私」；而對於大陸人權問題非常無情的少數本土派確實存在。但是，只要我們扣緊對人權這普世問題之關懷，抓緊香港––大陸的主客二分，由香港人的角度批評大陸之人權問題，就能確立香港人的道德主體性。
道德主體性的哲學系統卻挺複雜，因為這涉及本土認同（存在處境）與普世認同（倫理判準）之間的互動關係，這是廖文奎這英美背景的人未有觸及的歐陸哲學課題，必須要以詮釋學的角度介入，理解香港文化如何在「香港」這個存在處境之下詮釋及應用種種「普世價值」。這才是港獨問題的出路，也是台獨將來的發展方向，甚至為全球各地的獨主運動提供新的哲學思考方向。
無疑，廖文奎意識到民族主義可作為「公理對抗強權」之手段，以及將民族扣緊文化（而非血統、種族），是很大的進步；相對於當今香港大中華膠的「血濃於水」論，這是進步的思想。但歷史告訴我們，民族主義是一件危險的工具，而哲學上民族主義本身也欠缺正當性。若我們要在倫理學上提出「香港應該獨立」、「台灣應該獨立」的話，就必須理解普世價值如何在我們的存在處境中被理解；而每逢有人對大陸種種人權問題表示關切之時，我們不應只為了利益計算而冷漠無情，反而應當抓緊機會，研究我們這種道德判斷如何可能，從而建立我們香港的主體性，我們台灣的主體性，我自己的主體性。
主後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復活期第五主日後第六天
1顏貝瑜。＜第三章：廖文奎的民族思想轉變＞，《在本土認同與普世認同之間選擇–––從廖文奎到廖光生的中國觀》。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12年11月。
2Liao, Wen Kwei. 1933.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Motivating Factors of Social Conduct.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pp. 1.
3Ibid. pp. 279.
4Ibid. pp. 281.
5見《陽光時防週刊》第51期。
6見《陽光時務週刊》第5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