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泥︰中英兩國對香港民主化的政策之比較——從李剛與民主黨負責人的晤談說起
May 26th, '10, 04:36
25-5-2010
香港《明報》
鐵犁﹕中英兩國對香港民主化的政策之比較 ——從李剛與民主黨負責人的晤談說起
【明報專訊】筆者4月23日曾在《明報》發表〈改良之路，理性選擇〉一文，高度評價民主黨選擇理性對話，不參與「公投」的路線是符合當今世界潮流之舉。民主黨在政改方案討論中，提出了兩項與中央有關的訴求，一是要求中央重申關於普選時間表的法律決定，二是直接與中央溝通。對前一個要求，喬曉陽先生4月14日的談話已作了回應；對後一個要求，5月24日，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和民主黨負責人在中聯辦大樓相互伸出了理性溝通之手，結束了回歸以來民主黨從未與中央直接晤談的舊歷史，開啟了雙方在民主法治軌道上交流互動的新局面，這是香港主流民意之所盼，相信後人在書寫、研究香港政治史時會對此事的歷史意義給予濃墨重彩的描述！
中央邁出這一步，是一時的心血來潮，還是一以貫之？筆者認為，我們應從歷史中尋求智慧，因為「溫故而知新」；應從中英兩國對香港民主問題的政策比較中獲取啟示，因為「有比較才能有鑑別」。
英國六拒立法局民主化
撤離前才忽然民主
一、英國對香港民主化採取的態度和政策是：中國沒有提出收回香港時，英國就不給港人民主；中國自提出要收回香港時，英國就在香港搞激進民主，企圖給回歸後的香港政治穩定製造麻煩。這大體可以分為如下兩個階段：
1、從1843年到1985的142年：總體上拒絕在香港實行民主
英國管治香港150多年，共有28任港督，全都由英王委任，沒有任何選舉成分；行政局和立法局屬於港督決策和立法的諮詢機構，成員均係港督委任。從首任港督璞鼎查到末代港督彭定康，莫不如此。
據史書記載，在長達百餘年的立法會議員委任期間，個別港督和香港社會有過多次明確要求開放民選議席的動議，但都被英國政府拒絕。
第一次是第四任港督寶寧（又譯包令）於1855年向英國殖民地部建議立法局增加3名非官守議員，由直選產生。此建議因殖民地大臣的反對而作廢。
第二次是1894年，5位立法會非官守議員發起上書英國政府，要求非官守議員數目應多於官守議員，由英國僑民自行選出。這一要求被英國政府否決。
第三次是1916年，非官守議員、英籍律師波洛克（Pollock）上書英國殖民地部大臣，提出類似第二次上書的要求，但無果而終。
第四次是1946年港督楊慕琦提出了建立類似現代代議制的市議會方案。這個方案歷經兩位總督，最後亦被英國政府放棄。
第五次是1955年一部分香港市民提出了憲政改革的建議，又一次遭到了殖民地大臣的否決。
第六次是1964年港督戴麟趾提出香港應在民主代議制問題上有所進展的建議，被英國政府擱置。
從1843年至1985年，英國完全拒絕在香港民主化的理據是什麼呢？英國著名史學家弗蘭克·韋爾什在其《香港史》一書中歸納了四條：一是因為香港的華人不守規矩、道德素質非常低下，而香港的英人多為過境人口，不穩定（見該書第252頁、512頁）；二是任何一屆英國政府唯一關心的就是重新執政，而英國選民根本不在乎香港，因此英國政府不必在香港民主化問題上操心費神（見該書第493頁）；三是英國政府崇奉「金錢至上」，只要不讓英國人出錢，對香港的事情就可以不管不問。一位殖民地部常務次官說過：「我發現我一提到香港，就連財政部官員也面露微笑，它是不要英國納稅人大把掏錢的少數殖民地之一」（見該書第14頁）；四是抗衡中國的需要。1967年2月，英國下院就香港民主化問題舉行僅有半小時的辯論。國務大臣朱迪斯·哈特在辯論中公開闡述了當時和日後香港不推行民主改革的真正原因：「鑑於香港與中國的特殊關係，不可能考慮實行通常意義上的自治，所以也不會考慮組織一個民選的立法局。」（見該書第519頁）顯而易見，只要香港還在英國人手裏，英方就不會讓香港民主化。
2、從1985年到1997年：為抗衡回歸而「忽然民主」
1979年3月，港督麥理浩就香港前途問題來京打探，獲知中國將於1997年收回香港。在中英談判前，英國立即改變延續了100多年的拒絕香港民主化的政策，忽然啟動代議制改革。1983年1月28日，戴卓爾(支那好似訳做「撒切爾」)夫人在一次會議上宣稱：「我們必須發展香港的民主機構，使他能在短期內達成獨立或者自治。」
（《戴卓爾夫人回憶錄（下）》，第362頁）。
1983年9月，港督首次委任2名民選區議員為非官守議員，將民選制度引入立法局。1984年中央聯合聲明後，1985年9月，立法局首次有了間接選舉產生的議員。至此，英方用了短短5年時間就結束了港英立法局長達142年沒有選舉的歷史。
上個世紀末葉，國際上出現了蘇聯、東歐的劇變，英國立即改變對華政策，其中之一就是要把香港變成和內地對立的「橋頭堡」。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其離任後所寫的《東方與西方》一書中說得很露骨，不但要香港和中國絕緣，而且反對外資到中國投資。他上任才3個月，即推出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違反與基本法銜接的原則，違反了中英已達成的協議和諒解的「政改方案」。其實質是：在撤退前，想把以港督為最高權力的行政主導體制廢掉，盡快形成議會至上的政權架構，形成既成事實，為未來特區落實的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製造障礙。
對民主黨的寄望：
溫和理性力量的一個代表
二、中國從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至今，對香港民主化採取的是信守承諾、循序漸進、依法推動的政策。
在1984年簽訂、1985年全國人大批准的中英聯合聲明中，中國政府就公開宣布：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徹底否定150多年英人委任港督的歷史；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徹底否定100多年來港督委任立法局議員的局面。
1990年4月全國人大通過了《基本法》，明確規定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都最終達至普選產生的目標。人們有必要記住：香港市民的法定普選權由此確立，這項權利不是英國人給的，也不是香港哪股力量給的，而是中央政府通過法律賦予的。
2008年以前，立法會的選舉都是按照《基本法》附件二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正常進行。關於2007年以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2004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了解釋，有人對此提出兩個質疑：一是為什麼2007年不馬上實行普選？二是為什麼把原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的兩個產生辦法中的「三部曲」變為「五部曲」？對於前者，筆者認為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中英談判期間，是英國人首次提出在2007年實行普選，當時即被中國否定，所以《基本法》和附件一、二都未規定2007年必須實行普選，而把何時啟動普選的權力交給了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關於第二個質疑，筆者認為，這樣做是合乎法律的，因為我國憲法第62條規定，決定特區體制的權力在全國人大。我國是單一制國家，地方行政區域沒有權力決定自身的制度，中央在處理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上擁有毋庸置疑的憲制權力。
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同時對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和普選時間作出決定。這個決定規定了2017年行政長官可以由普選產生，意味著回歸之後20年香港市民即可普選行政長官，這樣的民主步伐在世界歷史上是較快的。英國1688年「光榮革命」確立政體，直到2000年才有了首位直選的倫敦市長，歷經312年之久；這個決定規定了，2020年的立法會議員可以由普選產生，意味著回歸之後23年香港市民即可普選立法會議員，這樣的步伐在世界歷史上也是比較快的。英國若從1688年算起，直到1969年才實現普選權，歷經281年之久；美國若從1776年宣布獨立算起，直到1971年才實現普選權，歷經195年之久；法國若從1789年推翻舊王朝算起，直到1974年才實現普選權，也歷經185年之久；若按鄧小平預言的中國大陸會在本世紀中葉之後實現普選權，從1949年10月算起，也要用上百餘年的時間。香港僅用了23年的時間，難道算慢嗎？
關於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香港普選時間表的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2007年12月29日在香港各界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地說，這個決定「具備不容置疑的法律效力」；2010年4月14日，他在就2012年政改方案的談話中再次重申，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兩個普選時間表決定的「權威性和法律效力毋庸置疑」，並解釋了這個決定中為什麼用「可以」而不用「必須」的原因，強調了這是普選產生辦法必須按照法定程序（「五部曲」）產生。
綜上所述，從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到如今，中央在香港民主化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信守諾言、循序漸進、依法辦事的態度和政策是一以貫之的，與英國管治香港期間表現出來的言而無信、長期拒絕給港人民主、最後突然以激進民主企圖影響香港回歸後政治穩定的態度和政策，是有天壤之別的！通過回顧香港民主化歷史和比較中英兩國對香港民主問題的態度與政策，我們實在沒有理由懷疑中央紮實推進香港民主化的決心和誠意。衷心希望民主黨能夠堅守溫和路線，篤信「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成為香港溫和、理性力量的一個代表，做類似「女王陛下忠誠的反對黨」那樣成熟的黨。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100524/4/i73n.html
香港《明報》
鐵犁﹕中英兩國對香港民主化的政策之比較 ——從李剛與民主黨負責人的晤談說起
【明報專訊】筆者4月23日曾在《明報》發表〈改良之路，理性選擇〉一文，高度評價民主黨選擇理性對話，不參與「公投」的路線是符合當今世界潮流之舉。民主黨在政改方案討論中，提出了兩項與中央有關的訴求，一是要求中央重申關於普選時間表的法律決定，二是直接與中央溝通。對前一個要求，喬曉陽先生4月14日的談話已作了回應；對後一個要求，5月24日，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和民主黨負責人在中聯辦大樓相互伸出了理性溝通之手，結束了回歸以來民主黨從未與中央直接晤談的舊歷史，開啟了雙方在民主法治軌道上交流互動的新局面，這是香港主流民意之所盼，相信後人在書寫、研究香港政治史時會對此事的歷史意義給予濃墨重彩的描述！
中央邁出這一步，是一時的心血來潮，還是一以貫之？筆者認為，我們應從歷史中尋求智慧，因為「溫故而知新」；應從中英兩國對香港民主問題的政策比較中獲取啟示，因為「有比較才能有鑑別」。
英國六拒立法局民主化
撤離前才忽然民主
一、英國對香港民主化採取的態度和政策是：中國沒有提出收回香港時，英國就不給港人民主；中國自提出要收回香港時，英國就在香港搞激進民主，企圖給回歸後的香港政治穩定製造麻煩。這大體可以分為如下兩個階段：
1、從1843年到1985的142年：總體上拒絕在香港實行民主
英國管治香港150多年，共有28任港督，全都由英王委任，沒有任何選舉成分；行政局和立法局屬於港督決策和立法的諮詢機構，成員均係港督委任。從首任港督璞鼎查到末代港督彭定康，莫不如此。
據史書記載，在長達百餘年的立法會議員委任期間，個別港督和香港社會有過多次明確要求開放民選議席的動議，但都被英國政府拒絕。
第一次是第四任港督寶寧（又譯包令）於1855年向英國殖民地部建議立法局增加3名非官守議員，由直選產生。此建議因殖民地大臣的反對而作廢。
第二次是1894年，5位立法會非官守議員發起上書英國政府，要求非官守議員數目應多於官守議員，由英國僑民自行選出。這一要求被英國政府否決。
第三次是1916年，非官守議員、英籍律師波洛克（Pollock）上書英國殖民地部大臣，提出類似第二次上書的要求，但無果而終。
第四次是1946年港督楊慕琦提出了建立類似現代代議制的市議會方案。這個方案歷經兩位總督，最後亦被英國政府放棄。
第五次是1955年一部分香港市民提出了憲政改革的建議，又一次遭到了殖民地大臣的否決。
第六次是1964年港督戴麟趾提出香港應在民主代議制問題上有所進展的建議，被英國政府擱置。
從1843年至1985年，英國完全拒絕在香港民主化的理據是什麼呢？英國著名史學家弗蘭克·韋爾什在其《香港史》一書中歸納了四條：一是因為香港的華人不守規矩、道德素質非常低下，而香港的英人多為過境人口，不穩定（見該書第252頁、512頁）；二是任何一屆英國政府唯一關心的就是重新執政，而英國選民根本不在乎香港，因此英國政府不必在香港民主化問題上操心費神（見該書第493頁）；三是英國政府崇奉「金錢至上」，只要不讓英國人出錢，對香港的事情就可以不管不問。一位殖民地部常務次官說過：「我發現我一提到香港，就連財政部官員也面露微笑，它是不要英國納稅人大把掏錢的少數殖民地之一」（見該書第14頁）；四是抗衡中國的需要。1967年2月，英國下院就香港民主化問題舉行僅有半小時的辯論。國務大臣朱迪斯·哈特在辯論中公開闡述了當時和日後香港不推行民主改革的真正原因：「鑑於香港與中國的特殊關係，不可能考慮實行通常意義上的自治，所以也不會考慮組織一個民選的立法局。」（見該書第519頁）顯而易見，只要香港還在英國人手裏，英方就不會讓香港民主化。
2、從1985年到1997年：為抗衡回歸而「忽然民主」
1979年3月，港督麥理浩就香港前途問題來京打探，獲知中國將於1997年收回香港。在中英談判前，英國立即改變延續了100多年的拒絕香港民主化的政策，忽然啟動代議制改革。1983年1月28日，戴卓爾(支那好似訳做「撒切爾」)夫人在一次會議上宣稱：「我們必須發展香港的民主機構，使他能在短期內達成獨立或者自治。」
（《戴卓爾夫人回憶錄（下）》，第362頁）。1983年9月，港督首次委任2名民選區議員為非官守議員，將民選制度引入立法局。1984年中央聯合聲明後，1985年9月，立法局首次有了間接選舉產生的議員。至此，英方用了短短5年時間就結束了港英立法局長達142年沒有選舉的歷史。
上個世紀末葉，國際上出現了蘇聯、東歐的劇變，英國立即改變對華政策，其中之一就是要把香港變成和內地對立的「橋頭堡」。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其離任後所寫的《東方與西方》一書中說得很露骨，不但要香港和中國絕緣，而且反對外資到中國投資。他上任才3個月，即推出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違反與基本法銜接的原則，違反了中英已達成的協議和諒解的「政改方案」。其實質是：在撤退前，想把以港督為最高權力的行政主導體制廢掉，盡快形成議會至上的政權架構，形成既成事實，為未來特區落實的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製造障礙。
對民主黨的寄望：
溫和理性力量的一個代表
二、中國從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至今，對香港民主化採取的是信守承諾、循序漸進、依法推動的政策。
在1984年簽訂、1985年全國人大批准的中英聯合聲明中，中國政府就公開宣布：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徹底否定150多年英人委任港督的歷史；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徹底否定100多年來港督委任立法局議員的局面。
1990年4月全國人大通過了《基本法》，明確規定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都最終達至普選產生的目標。人們有必要記住：香港市民的法定普選權由此確立，這項權利不是英國人給的，也不是香港哪股力量給的，而是中央政府通過法律賦予的。
2008年以前，立法會的選舉都是按照《基本法》附件二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正常進行。關於2007年以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2004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了解釋，有人對此提出兩個質疑：一是為什麼2007年不馬上實行普選？二是為什麼把原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的兩個產生辦法中的「三部曲」變為「五部曲」？對於前者，筆者認為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中英談判期間，是英國人首次提出在2007年實行普選，當時即被中國否定，所以《基本法》和附件一、二都未規定2007年必須實行普選，而把何時啟動普選的權力交給了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關於第二個質疑，筆者認為，這樣做是合乎法律的，因為我國憲法第62條規定，決定特區體制的權力在全國人大。我國是單一制國家，地方行政區域沒有權力決定自身的制度，中央在處理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上擁有毋庸置疑的憲制權力。
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同時對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和普選時間作出決定。這個決定規定了2017年行政長官可以由普選產生，意味著回歸之後20年香港市民即可普選行政長官，這樣的民主步伐在世界歷史上是較快的。英國1688年「光榮革命」確立政體，直到2000年才有了首位直選的倫敦市長，歷經312年之久；這個決定規定了，2020年的立法會議員可以由普選產生，意味著回歸之後23年香港市民即可普選立法會議員，這樣的步伐在世界歷史上也是比較快的。英國若從1688年算起，直到1969年才實現普選權，歷經281年之久；美國若從1776年宣布獨立算起，直到1971年才實現普選權，歷經195年之久；法國若從1789年推翻舊王朝算起，直到1974年才實現普選權，也歷經185年之久；若按鄧小平預言的中國大陸會在本世紀中葉之後實現普選權，從1949年10月算起，也要用上百餘年的時間。香港僅用了23年的時間，難道算慢嗎？
關於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香港普選時間表的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2007年12月29日在香港各界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地說，這個決定「具備不容置疑的法律效力」；2010年4月14日，他在就2012年政改方案的談話中再次重申，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兩個普選時間表決定的「權威性和法律效力毋庸置疑」，並解釋了這個決定中為什麼用「可以」而不用「必須」的原因，強調了這是普選產生辦法必須按照法定程序（「五部曲」）產生。
綜上所述，從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到如今，中央在香港民主化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信守諾言、循序漸進、依法辦事的態度和政策是一以貫之的，與英國管治香港期間表現出來的言而無信、長期拒絕給港人民主、最後突然以激進民主企圖影響香港回歸後政治穩定的態度和政策，是有天壤之別的！通過回顧香港民主化歷史和比較中英兩國對香港民主問題的態度與政策，我們實在沒有理由懷疑中央紮實推進香港民主化的決心和誠意。衷心希望民主黨能夠堅守溫和路線，篤信「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成為香港溫和、理性力量的一個代表，做類似「女王陛下忠誠的反對黨」那樣成熟的黨。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100524/4/i73n.html
Re: 跌泥︰中英兩國對香港民主化的政策之比較——從李剛與民主黨負責人的晤談說起
May 26th, '10, 05:35
香港及部份其他地方の網友留言︰http://www.hkreporter.com/talks/thread-921424-1-1.html
歪曲事實。
1967年2月，英國下院就香港民主化問題舉行僅有半小時的辯論。國務大臣朱迪斯·哈特在辯論中公開闡述了當時和日後香港不推行民主改革的真正原因：「鑑於香港與中國的特殊關係，不可能考慮實行通常意義上的自治，所以也不會考慮組織一個民選的立法局。」（見該書第519頁）
正好說明英國的處境。英國與中國在49年以後的默契，英國不在香港推動民主及自治；中共不收回香港。香港沒有民主，由49年至今的原因都是中共的不容許。
Dauntless 發表於 26-5-2010 05:18
Last edited by 丹尼王子 on May 26th, '10, 19:35, edited 1 time in total.
Re: 跌泥︰中英兩國對香港民主化的政策之比較——從李剛與民主黨負責人的晤談說起
May 26th, '10, 19:21
A better article on democracy in Hong Kong from 1949 to 1980:
http://chinaelectionsblog.net/hkfocus/?p=90
Dauntless 發表於 26-5-2010 05:54
Re: 跌泥︰中英兩國對香港民主化的政策之比較——從李剛與民主黨負責人的晤談說起
May 26th, '10, 19:28
我認為，英國人將香港主權交給共產黨中國存有爭議。
香港主權租約本來系大清國王與不列巔國王之間嘅協議。
協議到期，應該是歸還給大清國王，如果大清國王不在，也要是交給大清國王正式承認之繼承人。
據溥儀退位時的詔書，大清國王的權力都正式移交給了國民政府。
而國民政府，據有關文獻，都沒有把權力交給共產黨政府。而實際上，國民政府到了今天仍然健在。
不過我琳英國人此舉可能另有用意。用香港人對民主權力嘅追求，感化中國人。
對共產黨政府來講，對付一批有民主信仰嘅特殊中國人，就系難題。
鐘雙羽 發表於 26-5-2010 09:31
Re: 跌泥︰中英兩國對香港民主化的政策之比較——從李剛與民主黨負責人的晤談說起
May 26th, '10, 19:39
good!!!!!!!!!!
講得好
中華土匪共和國 不等於 中國
點解將香港俾返土匪國？
咁咪即系 將個女
強行送上山俾土匪做壓寨夫人
Watsons 發表於 26-5-2010 18:13
Re: 跌泥︰中英兩國對香港民主化的政策之比較——從李剛與民主黨負責人的晤談說起
May 26th, '10, 19:46
究竟文章作者想暗示甚麼?
他是否想把阻礙香港民主發展的責任推在港英政府身上? 繼而合理化現政府就普選問題政策?
我實在不明白前朝政策的理順理歪究竟與當前我們爭取民主有何真際關係?
一句到尾: 普選合乎所有人的利益，就是不合乎我黨中央的合理期望。
講白一點不好麼?
jasonng86 發表於 26-5-2010 18:31
Re: 跌泥︰中英兩國對香港民主化的政策之比較——從李剛與民主黨負責人的晤談說起
May 26th, '10, 19:51
此文的目的無非系想講：“你睇，英國人都吾比你民主，憑什么要北京比你地民主”
至于文中所用的論據，“英國人吾比香港人民主”系吾系事實，我仲未做考證。
不過，我覺得利用過去嘅事來衫托現時政策，系一種下流嘅宣傳技倆。
鐘雙羽 發表於 26-5-2010 18:37
Re: 跌泥︰中英兩國對香港民主化的政策之比較——從李剛與民主黨負責人的晤談說起
May 26th, '10, 19:56
我係明報見倒佢果句:不參與「公投」的路線是符合當今世界潮流之舉。
即刻圈住話無恥,同埋無再睇落去o既意慾
tonyg 發表於 26-5-2010 19:16
Re: 跌泥︰中英兩國對香港民主化的政策之比較——從李剛與民主黨負責人的晤談說起
May 26th, '10, 20:04
睇嚟依条作友都好很out(落後)吓喎！！！
デンニ王子 發表於 26-5-2010 20:00
Re: 跌泥︰中英兩國對香港民主化的政策之比較——從李剛與民主黨負責人的晤談說起
May 27th, '10, 13:07
哈，我嘅言論被引用到泥呢度啦。。。